曲阜阙里街牌坊

在《论语·为政》篇中，有一段孔子总结自己一生的名言：“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树有根，水有源。孔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发生深刻影响的伟大人物，当然与他的少年时代有着绝大的关系，犹如一座庞大山系的基础。而这一基础的形成，又与一位平凡而又非凡的母亲紧密相关。当我们世代传颂孟母的贤与慧的时候，是不应当忽略孔子的母亲颜征在的。

颜征在无疑是一位敢干追求自己的幸福而又勇于牺牲、有决断的女性。在她不足二十岁的少女时代，就毅然嫁给六十多岁的勇士，并敢于“野合”而生孔子，这是一般的女性连想都不敢想的。不要说将一生托付给一位花甲之年的人需要非常的勇气，单是顶住舆论的压力就显现出一种无畏与坚强。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千五百多年，我仍然能够窥见其个性中的不羁与泼辣、真诚与阳刚。

这无疑是一个可以担当大事的女性。而当危难突然降临的时候，这位女性又有着临难不惧的丈夫气概。

孔子三岁上，本来身体强健的叔梁纥突然去世。幼年的孔子与正值青春年华的颜征在顿失依靠。他们不仅在复杂的家庭关系中一下处于孤立与弱势的地位，甚至连孔子的生存也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之下。

此时，刚刚二十出头的颜征在做出了一个影响孔子一生的重大行动：离开昌平乡郰邑的叔梁纥家，带着三岁的儿子孔丘，迁居到鲁国国都曲阜城内的阙里。

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决定。这位年轻的母亲，要为自己惟一的儿子谋划未来的前程——学好本领，继承父业，改变贫贱地位，进入贵族阶层，干一番大事以光宗耀祖。要想实现这一计划，第一步就要学到进入贵族阶层的本领，要懂得周朝的礼乐典章，并学会当时可以进身谋生的礼、乐、射、御、书、数，也就是被人们称之为“六艺”的“儒业”。

而鲁国国都曲阜，恰恰是她实现这一计划最好的地方。古代鲁国是西周初年周公姬旦的封地，他的长子伯禽前来掌管封地的时候，就带来了众多的典章文物，以至到了春秋末年，经过战乱之时典章文物的流散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周朝的典章文物尽在鲁国。《左传·昭公二年》中，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这一年，晋侯派韩宣子到鲁国聘问考察，这个韩宣子在聘问考察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周礼尽在鲁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他的这一结论说明，在周室名存实亡、其典章文物在犬戎入侵、平王东迁洛邑而遭到惨重破坏的时候，鲁国却相对完好地保存了这些典章制度和历史文献。而韩宣子访问鲁国的这一年，孔子只有十二岁。鲁国国都曲阜，当然也是贵族聚集之地，更是“六艺”的兴盛之地。让孩子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既能在耳濡目染间受到熏陶，更能提供有利的学习条件。当然，孤儿寡母，首先还是谋生。他们居住的阙里，是曲阜最繁华的地方，谋生的门路自然会多;而曲阜几家颜氏大姓的存在，更为她提供了亲戚的帮助;加之叔梁纥远播的名声等，也为他们母子的立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我们已经无从知道当年这对母子的具体生活细节。不过我们不妨从孔子自己的话中去体察当时的情景，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因为我是孤儿出身，从小在艰难困苦中走过来，所以就学会了不少被认为是鄙贱的技艺——艰辛，穷苦，是肯定的。为了糊口，也为了成长，儿子都要做许多鄙贱的事，作为含辛茹苦的母亲，更会苦上加苦，做更多也更加鄙贱的事。在郑环《孔子世家考》里，有这样的记载：“圣母(指颜征在)豫市礼器，以供嬉戏。”是说颜征在花钱买礼器给儿子作嬉戏的玩具。这钱到底是为人做保姆得来，还是为人做针线活或浆劳作洗得来，都已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千辛万难的母亲的忘我之爱，是她的让儿子从小就得到良好教育的良苦用心。而《史记·孔子世家》中所记载的场景，更加印证了少年孔子的学习成长过程：“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这个俎豆，就是当时祭祀时存放供品的方形和圆形的祭器。祭祀是礼中之大，而礼又是进身贵族阶层的最为重要的内容。小小年纪的孔子，连玩耍都要练习怎样摆放祭器和实习磕头行礼，其学习的态度于此可见一斑。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艰苦的学习，当是少年孔子的主要功课。内容当然以可以进身谋生的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为主。这种“六艺”，在当时已经作为一种“儒业”，只是等到孔子将仅是进身谋生技艺的“儒业”，身体力行地变为可以载道、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政治观点的载体，并开学授业的时候，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儒家学派。孔子曾经对他的学生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这也许就是早于孔子的儒业与孔子所创儒学的分界。纯粹当作进身谋生的职业，这是孔子所说的小人儒，只有从这一步前进到探求“六艺”的根本意义、源流演变，塑造一个有完美人格与高度修养的“士”，并进而积极入世，使社会变得更好，才是达到了君子儒的境界。

孔子的十有五而志于学，则已表明，他已经在他少年时代的结束时期，有了从小人儒进步到君子儒的觉悟，虽然这还有漫长而坎坷的路要走。

正当少年孔子向着一个更加广阔的人生领域迈进的时候，人生的打击却接踵而至。

先是母亲死了。死在孔子十七岁的时候。少年的孔子只知道，这个世上自己惟一的依靠与亲人永远地走了。

对于一个只有十七岁的少年来说，这无异于塌天之祸。从小失去了父亲，如今相依为命、并为自己人生导师的母亲又离他而去。孔子知道母亲是个苦人，孔子更把母亲的爱存在心里头，孔子也更加明白母亲对于儿子的期待。病了的母亲，不仅不舍得花钱治病，还要坚持着做各种杂役粗活来维持母子的生计。年轻守寡，肯定会对她的身心产生莫大的伤害，而为了儿子的生活与教育所付出的超出常人的操劳，更会对她的身体造成损伤。鲁国国都曲阜上上下下都在关注着这件事情，他们要知道，郰邑大夫叔梁纥的儿子、那个在少年时代已经获得博学之名的孔丘，会怎样处理母亲之死，他会懂得礼仪并按照礼仪处理好颜征在的丧事吗?还有，曾在鲁国引起小小轰动的这个敢于嫁给比自己大四十岁的女人、这个敢于野合的女人的丧事将会怎样进行?而最为关键也最让大家关注的，还是这样一个曾经引起舆论议论、顶着巨大的压力也要嫁给英雄并敢于与英雄野合的女人，能否与她的丈夫叔梁纥合葬?

孔子并没有让极度的悲伤击倒。他心里暗藏着一个心愿：一定要让辛苦一生的母亲与父亲合葬，也要为生前饱受非议的母亲正名。

但是一心要让母亲与父亲合葬的孔子，却不知道埋藏父亲的具体位置。但是年少的孔子没有惊惶失措，而是先用严格周到的礼节为母亲举行了哀戚而又庄严的丧礼。为了方便辨识，他先将母亲浅葬在曲阜城外一条名叫五父的大路旁边，然后就开始寻访父亲所葬的地址。

虽然生下了健全的儿子，人们还是拒绝年轻的母亲参加叔梁纥的葬礼。这在母亲是作为一种屈辱藏在心上的，她生时不可能告诉儿子埋葬父亲的具体地点，当然也避讳谈论这个问题。在那样的年代，人死了不时兴墓祭，只是岁时在家中祭神祭祖，况且古人的坟墓又不封土不种树，也就更加增加了孔子寻找父亲葬址的难度。但是少年的孔子是那样的充满着孝意，他还是用心地去寻找不已。对于这样一个孤儿的举动，一定是感动了大家，并让他寻父的事情在鲁国传扬开来。终于有一天，郰邑车夫(《史记》中作挽父)的母亲找到孔丘，她告诉孔丘她与他的母亲当年是邻居，关系也好，她的儿子曾经参加了叔梁纥的葬礼。然后，这位好心的车夫的母亲就领着已是孤儿的孔丘，赶到防(现在曲阜东十余公里的防山)，将叔梁纥所葬的位置，清清楚楚指给他看。少年的孔子终于将一生作难、却在三十多岁的盛年就离世的母亲与十多年前去世的父亲合葬于防，也就是现在的梁公林。孔子的异母哥哥孟皮，也挨着父母葬在这里。

我曾数次拜谒远在曲阜城东十余公里的梁公林。它南对防山，北临泗水，远远望去有古柏如云。只是曾经郁郁葱葱的梁公林神道两侧的古侧柏，在“农业学大寨”中被全部砍去。虽然如今地上已没有丁点踪影，青年人也不知道这儿曾经有过一片郁郁葱葱的生命。但据农人讲，至今那地下的根还在鲜灵灵的活着，一如人们记着英雄的叔梁纥与勇敢的颜征在。

就在母亲去世不久，少年的孔子受到了又一次打击。这次打击，来自鲁国权臣季孙氏的家臣阳虎，而阳虎所代表的，正是整个贵族阶层。

季孙氏也就是季平子，名季孙如意。他与弟弟孟孙氏(亦作仲孙氏)、叔孙氏是鲁国的三大贵族，都是鲁桓公(公元前711年——前694年在位)之子季友、仲庆父、叔牙的后裔，被称为“三桓”，当时掌握着鲁国大权，而以季孙氏的权力最大。阳虎虽然是季孙氏的家臣，却相当有权，曾经一度掌握了季孙氏一家的大权，并控制了整个鲁国的国政。就是这个被孔子指责为“陪臣执国命”的阳虎，还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孔子发生纠葛。

孔子腰间系着孝麻带守丧时，听说了季孙氏要宴请鲁国士一级贵族的消息。少年的孔子是有些犹豫的，在服丧期间，原是可以不赴宴的。但是孔子考虑得更加长远，他深深地懂得，母亲去世之后，孑然一人的自己必须要独自谋生与奋斗了，而掌着鲁国大权的季孙氏是不能忽视的。况且，这种集会，也是接触与学习的机会，会对自己以后的道路有所帮助。当然，孔子也自然想过，自己是郰邑大夫叔梁纥的儿子，是应当算在士的行列中一员的吧(虽然士是贵族中最低的一个等级)?

年少的孔子郑重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前往季孙氏家赴宴。

孔子万万没有想到，他竟挨了当头一棒。正当他跟随着其他人一起走进季孙氏家的时候，居然被季孙氏的家臣阳虎蛮横地拦阻。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一段现场描述：“孔子要絰，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听听阳虎的口气，“季家宴请的是贵族的士，你孔丘是干什么的，谁请你呢!”，轻蔑，跋扈，向着少年的孔子劈头盖脸地来了。

无奈的孔子只好蒙着羞辱退了回来。

他当然不会知道，这才是小小的打击，更多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受辱的孔子暗自立誓，要让自己更加强大起来。于是退回来的孔子，只是把身子埋得更深了，他要向着更高更远的路途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