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对三家违礼行为的批评，在很多违礼之人看来，是不会赞同的。仅以三家而言，怎样用“礼”，自然会有他们自己的理由。比如，他们可能认为，用礼规格越高，越是对宗祖的尊重，反过来再强调这就是“礼”。如果仅以采用了“天子之礼”来指责其“违礼”，亦会被其讥为“迂腐”，不知变通等等。到底谁对谁错？怎样分辨所用“礼”的正确与否？仅靠指责是不够的，需要从根本上找出“礼之为礼”的论据。

“人而不仁，如礼何”。“礼”的对象是“人”。世间有了人的存在，其它一切的存在才被赋予了“意义”，这种“意义”说到底是“人”根据自己的思想人为定义的，于“真理”而言，毫无意义。但正是这种人为定义的“意义”，使人类自身充满了生存的乐趣，于“真理”而言，这种“毫无意义”又成为了真正的“意义”。就儒家思想而言，“人”存在的意义，就是要以圣人的境界来认知这个世界，从而维护这个世界，进而享用这个世界。要达到圣人的境界，就要得道，要得道，先要具备作为圣人的一些基本素质，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仁”。而人要得“仁”，就要从各方面进行修养，其中“礼”是最重要的一个手段。“礼”存在的目的，从根本上来讲，是为个体的“人”得“仁”服务的。一个人如果没有预先了解“仁”、懂得“仁”，那就搞不清楚“礼”的意义，也就不知道 “礼”该如何运用。这就是孔子之所以感慨“人而不仁，如礼何”的原因。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不知道‘仁’的话，要‘礼’又有什么用呢”。

“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乐”在古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礼”离不开“乐”，“乐”既是为“礼”服务的，又是“礼”的一部分。分开来看，“礼”、“乐”各有其用，综合来看，“礼乐”就是一事。故此句与上句意思基本一样：“一个人如果不知道‘仁’的话，要‘乐’又有什么用呢”。之所以把一个意思用两句稍有区别的话来表达，也是以此来强化语气，突出强调“人”与“仁”，以此引起对“礼之本”的重视。

与“礼”相比，“仁”是一个更加个人化的概念，虽然有“仁政”一说，但归根到底要由“仁人”来施行，“仁人”则是成就“圣人”的第一步。当然，成就“仁人”需要多方面的修养，但“礼”不可或缺，就“礼”而言，其作用是多方面的，但促使每个人成就“仁人”，则是“礼”的首要作用。如果“礼”失去了这个作用，其它诸如“使社会保持安定和谐”等等一切作用都是空谈。

孔子对“人而不仁，如礼何”的反问，再次把“礼”与“仁”的关系摆在了“学”者面前。在前面“学而”篇中，从“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句得出“孝为仁之本”，作为人际关系的“礼”，代表了“孝弟忠信”等所有关系行为，以此推论，“礼”就是“仁之本”。但这有个前提，就是所处阶段是“学道”阶段。在“得道”阶段，“仁”则成为“礼”的来源，就是“仁为礼之本”。

“仁为礼之本”，此“仁”为得道后“真心”生发的合道之“仁”。此“仁”与道相合，故由此“仁”生发出来的所有关系行为之“礼”，亦都与道相合。此“仁”存在于圣人之心，故圣人制“礼”，此“礼”必然合道。以此而言，“礼”出于“仁”，故“仁为礼之本”。以“周礼”为例，“周礼”是周公旦在损益夏、商之“礼”的基础上，结合周文王、周武王的执政理念周密制定出来的。周公旦是否是圣人，无法证实。圣人自然能够制定出合道之“礼”，即使不是圣人，若透彻了解圣人之道，这样的人所制定的“礼”，亦能合于道的要求。周公旦至少也属于了解圣人之道的人，故其制定的“周礼”，亦合于道。孔子作为公认的“圣人”赞颂“周礼”，并非因于其出于周公旦，而是因于“周礼”之本出于“仁心”，即使圣人制“礼”，亦不过如此，故而赞颂。

“礼为仁之本”，此“礼”亦为圣人所制合道之“礼”。此“礼”与道相合，故由此“礼”规范出来的所有行为必然合道。于“学道”而言，合道的行为必然与“仁行”相合，“仁行”必然引发“仁”的境界。以此而言，“仁”出于“礼”，故“礼为仁之本”。孔子推崇“周礼”，宣扬“周礼”，并非专门维护周代帝王的统治，而是以圣人之大爱，借“周礼”广播“仁”的种子，希望更多人通过“周礼”而成“仁”。

“人而不仁，如礼何”把“礼”与“仁”紧密联系起来，指明“仁”是“礼”的核心，是本质，是根源，“礼”不可离开“仁”，撇开“仁”来谈“礼”可能会似是而非，不讲“仁”只讲“礼”可能会一无是处，失去“仁”的“礼”则肯定属于“假礼”，这样的“礼”最终会导致“无礼”，“无礼”必然导致一个与“礼”之初衷相违背的结果，此所谓“礼不仁事不成”。社会之乱生，实始于礼之无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