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传统节日,本身就是防疫设计

美的感知
 原创  03-12 16:08

作者:郭文斌

瘟疫之害,众所周知。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保持五千多年的生命力,以“中”为“医”的防疫体系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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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一词,最早见于晋代葛洪《抱朴子·微旨》:“经瘟疫则不畏,遇急难则隐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瘟”,从其会意看,是一种发热的病,“昷”意为一个人坐在澡盆里洗澡,引申为发热。“疫”,从其会意看,是一种普遍性的病。《说文》释“殳”为“以杖殊人”。清医吴瑭在其《温病条辨》中说:“温疫者,厉气流行,多兼秽浊,家家如是,若役使然也”。一种像被驱赶服役一样难以逃脱的病,即为“瘟疫”。也有人考证,“殳”为古代巫医降妖之桃木剑。先民们认为瘟疫是鬼魅作祟所致,当祈神以解。《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两千多年前,从宫廷到乡间,每年岁终“先腊一日”,要举行“大傩”仪式,以送瘟逐疫。要想成功驱鬼逐疫,就要祈神娱神。因此“医”字从“酉”,据考为“酒坛”,引申为祈者饮至恍惚之状,以期会神。魏晋之后,傩仪中加入了娱乐成分,拙著长篇小说《农历》中描写的社火仪程中,可见其遗存。

上古时代,巫就是医,巫大于医。许慎《说文》讲:“古者巫彭初作医。”巫彭乃黄帝之臣。医典《说宛》载:“上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而来者,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先秦时期,医巫分离。中华医学的权威经典《黄帝内经》诞生,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特别是人与自然的整体观念,让中华医学走向“科学”时代。几千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瘟疫防治经验。《素问·刺法论》中就有关于疫病的详细记载。至明末吴有性先生所著的《瘟疫论》问世,中华瘟疫防治渐趋成熟。《中国疫病史鉴》载,自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321次流行疫病,但因中医的有力防治,都未造成像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等死亡上千万人的悲剧。

在我看来,中医之所以能预防瘟疫,在于其原始意义上的“卫生”思想,让生命保持生机,远离杀机,是其关键。生机从“能生”来。通过“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保持和“自然”能量上的高度同频。这个“自然”,就是老子讲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大自然”,它是所有生命的母亲,是能生者,所以生机在它那里。体现在方法论上,就是顺应自然,尊重规律,严守历法。对应在养生上,就是保持“恬淡虚无”的状态,让“真气存之”。落实在医理上,就是扶正祛邪。《黄帝内经》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要正气存内,就要让“大自然力”成为生命的源头活水。儒家开出的心法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个“中”,形象地讲,就像一个贯通天地人的管道。《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可见“中”是一种生命力没有损耗之前的状态。而要让生命力不损耗,就要管理好情绪。《大学》讲:“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忿懥、恐惧、好乐、忧患,都在不“中”上。要想让正气存内,就不能忿懥,不能恐惧,不能好乐,不能忧患——或者,让忿懥、恐惧、好乐、忧患保持在一个适当的度上,“发而皆中节”。此谓安心,安心是药。一句话,尽量让心处在仁爱、清静、平等之中。

为了更有操作性,《黄帝内经》又讲:“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如何才能精神内守,中华先祖探索出的方法是,要么不起念,要么用一念代万念,要么把私念转公念。因为正念生正气,正气本身就是精气神,就是免疫力。《中庸》讲,“大德”“必得其寿”,明代大贤吕坤讲,“仁者寿”,即是此理。

中医还强调预防。《黄帝内经》讲,“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鹖冠子·世贤第十六》记载,魏文侯求教于扁鹊,询问他兄弟三人谁的医术最好。扁鹊如实回答,大哥最好,二哥次之,他最差。魏文侯大惑不解,说,差的你名满天下,好的他们却默默无闻,为何?扁鹊答道,大哥治病于未发,二哥治病于初起,难以看出效果。而他治病,都是在病情危重时,前后对比强烈,因此名闻天下。治病如此,防疫亦然。

中医认为,疾病的病因是本,症状是标,所以治病必须寻求病因,对因治疗,才能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而所有的病,概括地讲,都是正气不足造成的。《黄帝内经》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所以,扶阳扶正就成为中医施治的关键。而要扶阳扶正,秉持辩证思维就至关重要,因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同样是乙型脑炎,对于1956年石家庄的症状,蒲辅周先生施以白虎汤,大见奇效,治愈率高达90%以上,因为病因是石家庄久晴无雨,属暑温,宜清热解毒养阴。而对于1957年北京之症,蒲先生则改用白虎加苍术汤、杏仁滑石汤、三仁汤等,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因为蒲先生判断,北京阴雨连绵,湿热交蒸,属湿温。

为了治本,中医强调,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天补。特别讲究“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治法也不单单是施药,还有乐疗、心疗、针疗、灸疗、按摩、导引,甚至包括祝由和吟诵。

中医主张养生气,去杀气。药王孙思邈《千金方》讲:“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意为用杀生的方法来养生,实乃背道而驰。医者如此倡导,官方止杀入法。早在《礼记·王制》中就规定,“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汉律·九章》载:“不得屠杀少齿,违者弃市。”以此来长养生气和气。古人认为,动物在宰杀时,会变怨为毒。因此,医者常言,“瘟之至也,非江海鳞甲之类而不生。疫之至也,非虫兽毛羽而不存。”明代著名医家吴有性通过临床实践发现,“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戾气致瘟说,得到后世医家普遍认可。《说文》释“戾”为“犬从关着的门中挤出,必曲其身”,意指动物遭虐而暴怨,从医学层面回应了中华文化中和气致祥的哲学思想。

万物同体,民胞物与,无论是生存生产,还是生活生意,都要在尊重生命的大前提下进行,都要在维护生态的大前提下进行,亿万年延续的生态平衡一旦打破,灾难的潘多拉魔盒就会打开。在协助央视采拍540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但凡能够保持千百年的名门、名村、名镇、名街、名城,都有一套格外严格的保护自然规则,节目第一集就是《敬畏之心不可无》,在许多人心目中,对生命的尊重,不但是修养,而且是信仰。

因此,中医很少用杀毒的概念,而用“解毒”。

许多中华传统节日,本身就是防疫设计。以过大年为例,在古代,从腊月初八开始,到腊月二十三结束,整整四十五天,中国人都窝在家里过年——《素问》有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气之常也,人亦应之。”又讲:“秋善病风疟”,主症为恶寒、发热、自汗、恶风。因此,古人设计了“秋收冬藏”,停止生产,在家安处。在许多地方,还有过年不动刀剪不动针线之俗,就是让人们停下来,享受生活,滋养生命。古人认为,不能保持生机的生产是需要警惕的。在速度和安宁之间,古人更选择安宁。这样的设计,也符合中国人的阴阳哲学观。《系辞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在春夏大动之后,通过大年,让人们进入大静,达到生命本身的阴阳平衡。换个方向看,也是通过大年的大静,为春夏更好的大动,储备生命力。中国人深知,欲速则不达。这也是“中”。

行文至此,我们就会理解,中国古人为什么讲“上医医国”。中华文化,是一种保持生机的文化,一种以防为治的文化,一种以“中”为“医”的文化。(郭文斌)

来源: 文汇报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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