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藏书是公家藏书的补给库，政府往往是依靠民间藏书来恢复和重建公藏的。此外，宋朝以后，很多藏书家都利用自己的藏书来刻书印书，增加了图书的流传，挽救了很多濒临灭绝的孤本和珍稀本。在藏书整理的过程中，还形成一门特殊学科叫古文献学，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这些都是私家藏书文化的功劳。

古代私家藏书的发展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可称为成长期，始于春秋末期，到东汉结束。虽然古代最早的藏书可以追溯至殷商时期，但它实际上是公家藏书。因为在那时，学术内容尚处于萌芽阶段，都掌控在官府手里，私人是没有能力藏书的，且那时候的制书工艺很复杂，私人没有生产力来制造图书。这也是“学术官守、学在官府”的一个现象。到了春秋后期，周王室势微，诸侯纷起，争权夺霸，出现“诸子学说”。孔子这位当时著名的学问家和教育家，要整理六经、教授门生，就需要有一些图书的收藏，所以孔子可以说是我们在文献上能看到的第一个私人藏书家。《庄子》的《天道篇》对孔子的藏书有一些记载，更准确的记载是在《史记·孔子世家》里。除孔子之外，还有一些诸子的藏书也是比较突出的，如墨家创始人墨子和名家创始人惠施，以及纵横家苏秦。

西汉建国以后，文化建设逐渐兴起，中央藏书机构去民间大力搜罗图书，但私人藏书还是比较薄弱。私人藏书主要集中在两类人手中，一是有权势的诸侯王，一是有学问的士大夫和官员。诸侯宗室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一是河间献王刘德，他的私人藏书是当时最有名的，还有一位是淮南王刘安，他的藏书主要是一些文学类的，所以史书上记载他的藏书不如刘德好。当时有一批学问家也是官员，像贾谊、司马相如、朱买臣、扬雄，都有一定的藏书，数量也不少。到了西汉后期，由于私人藏书的需求，开始出现一些图书的买卖市场，叫作“书肆”。东汉时期有一批有名的藏书家，是经学家杜林、史学家班固、医学家华佗、文学家蔡邕。

第二个时期是发展期，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这个时期有一个大事件促进了私家藏书的发展，即纸的普及。东汉蔡伦造纸最大的功劳就是把纸做成可以写字的、比较精细的纸张，纸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逐渐普及开来。这促进了图书生产，进而给藏书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这一时期私人藏书的收集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藏书家靠抄书来收集自己的图书。

发展期的私人藏书，藏书家的人数越来越多，藏书这种文化现象已经推广到官僚士大夫阶层。此外，古代私家藏书的一些保护手段和方法，包括藏书的意识，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如藏书楼、藏书印的出现。藏书家知道藏书要分等级，把书按照书品的好坏分为上、中、下三等。另外，出现了私人的藏书目录，这说明藏书数量已积累到一定程度，若不编目就会查找困难了。现在从史书上能够看到的最早的私人藏书目是南朝梁的任昉。到唐朝时，私人藏书目更多了，藏书的意识和观念也出现了分化，或开放，或私密，这是两种对立的图书收藏观念。

第三个时期是古代私家藏书的兴盛期，从宋朝到清朝末年。这个时期的一大变化是宋朝雕版印刷的普及与发展。以前图书生产是靠手工抄写，生产速度很慢，到了北宋以后，雕版印刷逐渐普及，流通数量大大增加，给私人藏书提供了很多资源。这个时期，私人藏书已成为社会上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藏书家人数大增。

古代私家藏书的措理之术

措理就是管理、保护。古代藏书家，经过长期的藏书实践，积累了很多管理、保护图书的经验和方法，一些藏书家和文献学家就把这些方法给记录下来，形成一些专门的著作。比如南宋时期就有郑樵的《通志·校雠略》;明朝时期有祁承爜的《澹生堂藏书约》，澹生堂是他的藏书楼号;到了清朝又有两部专著，一是清前期的孙从添的《藏书纪要》，一是清后期湖南藏书家叶德辉的《藏书十约》。这些书都是介绍古代藏书家藏书经验的专著，当然还有一些分散在其他著作里的论述。

藏书家的措理之术首先是要收聚图书，也就是怎么去访求这些书。有些书很宝贵，不是随便就能找到的，而是藏书人辛辛苦苦找到之后，才给它收入囊中。如南宋郑樵提出“求书八法”，根据图书的内容去找相关部门或相关职业，或根据这本书产生的地方、记载的地方，到某个地区去找书，总共有八个方法。清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里则讲了购书的“六难”，从相反方面给大家提供一种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以便访书购书时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收集图书除了要会找，还要会鉴别。古代藏书家特别讲究在收书过程中鉴别图书，现在很普遍的造假现象，古时候也有，特别是伪造古书。到了明清时，这种事情就经常出现了。比如拿新书到炉火上，微微烤一烤，让书页变黄，变得稍微脆一点，显得好像是一部古书;还有一些人拿铁丝烧红了以后在书册上刺好多洞，再把这些洞磨平，看上去好像是虫蛀一样，说这是一部旧书。总之作伪的图书很多，所以在买书时就需要鉴别。

另外，宋版书和清版书价钱差距很大，现在一页宋版书就可以卖三万块钱，当然在清朝的时候宋版书也是价值不菲的，所以要判断这是宋版书还是清版书，要有慧眼来识破它。清朝就有很多藏书家下功夫来钻研鉴定版本的方法和技术，在清朝藏书家的很多藏书志、藏书题跋里，他们都会记载鉴别图书的经验。如清代中期的大藏书家黄丕烈，就是当时非常有名的版本鉴定专家，他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里记载了很多如何鉴定宋版书、元版书、道藏书、铜版书等等的一些经验，比如如何运用避讳、版式、书口、纸质、字体、木记这些办法来鉴定古籍。避讳是中国古代的习俗，外国不大有，像宋朝出版的书肯定不敢提宋朝皇帝的名字，因此如果它有避宋朝皇帝名讳，就有可能是宋版书。

还可以看书的版式，以及纸张，很多书纸的质量不一样，有用麻纸做的、有用竹纸做的、有用棉纸做的。还有从字体上来鉴别的，比如宋版书喜欢用欧体，也有用柳体的，但是元版书一般就用赵孟

的赵体字，到明朝初年的书也比较多的用赵体字，清朝的书则较多是宋体字。还有一种就是看木记。这些都是版本学的知识，所以鉴定、鉴别是收聚的一个重要环节。

措理之术第二点，是私藏家怎么保藏图书。

我们现在大概能够统计出来从古流传到今的古籍有十几万种，很多古代典籍是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散佚了。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有些原因是藏书家自己无法避免的，比如朝廷的禁书、战争中兵火的损坏。藏书家能够避免的主要就是一些自然因素，自然因素中有三大害，分别是火、水、虫，他们在藏书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这方面的经验。

首先，是如何防水。清代叶德辉在《藏书十约》中记载了防水的四个办法，一是盖高楼，二是远宅居，三是注意排水、排湿，四是经常开窗通风。

第二个方面是如何防火。史书上记载，汉代藏书家曹曾盖了一个石头屋子叫“石仓藏书”，把书搁到石头屋里;明朝藏书家虞守愚则是在一个湖中央的小岛上盖一个藏书楼;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严格的禁令来控制火灾的危害，这就是明朝宁波天一阁的方法。

第三个方面就是如何防虫蛀，这在历代都有记载，如西汉刘向就有关于“杀青”的办法，三国鱼豢的《典略》、北魏贾思勰的科技著作《齐民要术》也都记载了一些防虫防霉的办法，如染纸避蠹，以及用药物来避蠹。《典略》记载，在书库里搁一些药材，或搁上一些木炭、石灰，这样既可以防潮又可以驱赶蛀虫。《典略》还记载说，有一种草叫芸草，能够驱虫，因此藏书台常有芸草，古时候藏书台也称为芸台。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在浆糊里调上一些药，因为在装订古籍的时候，粘封面要用到浆糊，那么在浆糊里边调上药物也能起到驱虫避蠹的作用。

最后一种办法就是曝书，也即定期来晒书。曝书的办法最早可在《穆天子传》中看到，虽然这个书带有点神话色彩，但是它也提到周朝周穆王就曾经有曝书的举动了。到了唐宋，曝书形成了一种制度，每年到固定的季节，公家都会举行曝书会，把这个藏书拿出来晒晒太阳，一可以祛除湿气，二可以晒死虫卵。在开曝书会的时候，还会请一些士大夫、读书人一起来鉴赏、讨论图书，形成一种制度。《齐民要术》也记载了曝书的方法，说北方大概在农历五月到七月之间，在大屋檐下不见日的地方来晾晒典籍。而南方晒书的时节有所不同，叶德辉《藏书十约》记载说南方晒书应该在八九月间，秋高气爽的时候。

措理之术第三点，是私家藏书要怎么管理。

私家藏书的管理首先是要爱惜图书。宋朝史学家司马光同时也是一个藏书家，他讲究图书管理的第一原则就是要“宝惜图书”，他说看书的时候要注意“几案洁净”、“承以方版”，还有特别讲究的是不能“以指爪撮起”。元朝书画名家、藏书家赵孟

，也说首先要对图书怀有敬意，看书的时候要“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然后“随损随修，随开随掩”。这些要求中前面讲究的是要防止看书时候的一些不良习惯，后面讲的是要随时保护。古时候的藏书家都会注意给书进行装帧，装帧也大有讲究，如孙从添说“糊裱宜夏，折订宜春”。另外藏书还要讲究陈列，要有秩序地陈列，跟兵家一样，排兵布阵有章有法，且最好给图书编一个目录，按照目录来排列图书，这样找书就容易了。

藏书的管理还涉及到一个究竟是封闭还是流通的问题，有不少藏书家是主张封闭式藏书的，天一阁能够流传四百多年，图书都不会分散，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图书私密，采取封闭式藏书——老祖宗范钦给子孙定下一个规定就是说“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很多藏书家都有这个习惯，当然这个习惯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对图书的保护可能有一定的作用，坏处就是图书的利用率不高。因此，历代都有藏书家力图克服封闭式图书的弊病，如清朝初年藏书家曹溶，就提倡一种图书流通的办法，他拟定了一个《流通古书约》，和一帮书友相约图书“有无交易”，另外在有钱的时候，争取能够把古书刻印，“成就古人”为古书续命，因为有些珍稀古籍就剩一两本的话，很快就灭绝了，如果能够刻印成几百本几千本，它的寿命就延长了。图书开放，做得最好的是清朝末年藏书家徐树兰，他在绍兴盖了一个藏书楼叫古越藏书楼，这个藏书楼的管理仿照近代图书馆的管理方法，完全开放，它藏书十几万卷，还专门制定了一个古越藏书楼的章程，所以古越藏书楼可以说是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公共图书馆过渡的一个中间环节，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开放式藏书楼。

古代私家藏书的文化意蕴

我们不仅要研究藏书史，还要研究蕴藏在里面的藏书文化，所谓文化实际上就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一些礼仪、习俗和习惯。第一就是藏书楼和藏书章。古些时候藏书比较少，藏书楼就无从谈起，慢慢积攒到一定数量以后，在北齐就出现了藏书楼，到了明清，藏书家数量众多，且藏书规模越来越大，所以在江南一带就曾经出现书楼林立的壮观场面。关于藏书楼如何选址，结构是什么样，要盖多大的规模，藏书家都有讲究，其中特别带有文化意味的就是藏书楼号的命取。藏书楼的名称能够反映出这个藏书家的藏书志向、兴趣和爱好。有些藏书家称呼他的藏书楼为“尊经阁”或“读书堂”，反映出他爱读书，或崇敬经典这样的志向。有些藏书家给藏书楼起名字则比较喜欢“夸奇斗富”，就是炫耀藏书特别厉害，如有人叫他的藏书楼“万卷堂”，还有“十万卷堂”，甚至有人就叫“五十万卷堂”。还有一些书楼的名字是用来表示他藏书的精良的。如黄丕烈的藏书楼号叫“百宋一廛”，意思是一百部宋版书藏到一个屋子里，实际上他曾经收藏过两百多部宋版书，“百宋一廛”是一个书号。有一个和黄丕烈同时代的藏书家叫吴骞，他的藏书楼号叫“千元十驾”，典故出自荀子《劝学篇》，“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表示一种锲而不舍、赶超的心情。黄丕烈看了这个“千元十驾”以后也很高兴，他写了一首诗说“千元百宋竞相夸，引得吴人道是娃”。

藏书家藏书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就是藏书章，每一个藏书家都有几方藏书章，甚至有些人有一两百个藏书章。藏书章最早的作用是为了表示对这个图书的所有权，但后来随着藏书文化的发展，藏书章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经常用来表达藏书人的一种心态和志向，甚至宣泄一些情绪，所以藏书章就越来越多，而且内容越来越丰富。清朝后期有个藏书家叫杨继振，喜欢在他的藏书上盖满藏书章，所以他的藏书是“钤朱累累”。少量的藏书印可以达到一种美的效果，但如果你盖得很多就会影响对书的内容的阅读，所以叶德辉就批评杨继振这种“钤朱累累”的做法，认为这是“美人黥面”、“佛头着粪”，煞风景的事情。叶德辉主张藏书章要“去闲文”，“寻隙处”。

藏书章的印文也是反映藏书家思想和文化意蕴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印文的内容分为：以姓名字号来入印，这是最简单的。以印主的里爵来入印。还有一种办法是比较有学术价值的，以鉴赏的标志来入印，如明末清初藏书家、汲古阁主人毛晋，他把书鉴定为宋版书以后，会盖上“宋本”二字，元版书他会盖上“元本”二字，这就给后人鉴别版本提供了一种依据。比较多的一种形式是以箴言警句来入印，表达自己的一种志向和爱好。如毛晋有一个印叫“开卷一乐”，表示他读书的心情;清代藏书家席鉴有一个印叫“学然后知不足”;清初学者黄宗羲的印文说“难不忘携，贫不忘买，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此心曲”等。还有的是对子孙后代很严厉的教训，如清代藏书家王昶有一章印，印文说“如不材，敢卖弃，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箠”，措辞非常严厉。

古代藏书家经过长期的文化积淀形成一些藏书的习俗，有些我们现在看来很古怪离奇，但反映了他们爱书惜书这种深厚的感情。这类习俗嗜好里，首先就是绘画。古人得到一部稀见的书，经常要绘画，好多藏书家有这个习惯，如毛晋和黄丕烈。第二就是征诗，得了好书以后招朋唤友，大家聚在一起作诗唱和，来吟诵这本书，或得书过程的艰辛、离奇。黄丕烈就有唱和诗，在他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里有二十多首藏书的诗，记载他得书的艰辛。其实藏书征诗的这个习俗在宋朝就有了，南宋诗人陆游，就有不少藏书和读书的诗。第三个习惯就是有赛书会，温汝遂在《剑光楼笔记》就记载了清朝时候广州的一个赛书会。总的来说，古代私人藏书的藏书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爱书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很多藏书家自称为“书痴”，如陆游，还有黄丕烈自称“书魔”，孙从添自称“老蠹鱼”，这都反映了藏书家用情于书、执着专注的感情。

为什么私家藏书人会舍生忘死，甚至抛家弃业来收藏图书?我想一是出于文化认同的心理。中华民族历来有热爱历史的优良传统，所以很多学者和藏书家可以说是基于对民族文化的信仰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想法，把藏书事业推向高潮。其次就是以读书为乐的意识，这是一种没有功利色彩的心境，很多人在命运不济的时候，都在读书中寻求到了心灵的安静和快乐。还有就是把书作为一种财产来留给后人，所谓“遗金满籝，不如一经”的心态，与其留给子孙金银财宝，让他可能学坏，不如传书给他，还能通过读书增加修养，做一个高贵的人。不过也存在一些不好的心态，诸如“附庸风雅”、“藏书消闲”、“藏书防老”等。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有两个重要的文化贡献。一是保存和传播文化遗产。私家藏书是公家藏书的补给库，每一次改朝换代，中央政权的藏书遭到破坏后，都是到民间搜集藏书;而且当公家藏书流散四方的时候，民间藏书都是一个巨大的容纳库，把公家藏书收容进来。所以，政府往往是依靠民间藏书来恢复和重建公藏的。此外，宋朝以后，很多藏书家都利用自己的藏书来刻书印书，增加了图书的流传，挽救了很多濒临灭绝的孤本和珍稀本。二是促进了文献整理研究和各门学术。很多学者都是通过藏书来成就学问的，特别是明清以后，在藏书整理的过程中，形成一门特殊学科叫古文献学，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这些都是私家藏书文化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