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陶林

二战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死亡事件，是哲学家本雅明之死。1940年9月26日，法国与西班牙边境小镇波特尔沃的一家旅馆里，一个中年男子吞服了大量的吗啡自杀。自杀的原因是，他离开法国去往西班牙的证件，被负责边境检查的德国秘密警察认定是有疑问的。这个因恐惧、绝望和彻底崩溃而自杀的男子，就是哲学家本雅明。若不能越境，作为犹太人，他将被遣送回出发地点——法西斯德国占领下的巴黎。之后，就将是类似奥斯维辛的各大集中营。

可惜的是，本雅明太过于悲观了。在他死后的第二天，负责边境检查的秘密警察前来通知这位死者，那些保证过境的证件经复核审查，被认定是有效的，他可以合法进入西班牙了。一旦能够合法进入西班牙，他就可以由此转赴美国。在美国，为协助逃离虎口的好友霍克海默，正隔着大洋彼岸翘首企盼、张开双臂等着他走向自由。可是本雅明却最终死在了虎口，在距离自由仅仅有一步之遥的地方。

二战中的纳粹集中营。

这个故事关键的点在于那批证件，本雅明心知肚明它们是伪造出来的。盖世太保初看时也有怀疑，但是经过仔细核对后，又认定是有效的。这就是牵扯到一个长期被历史遮蔽的故事，本雅明手持的这些证件是从何而来的呢？三十年后，一本叫做《隐身大师》的书为世界解开了谜团。作者萨拉·卡明斯基通过追忆自己父亲阿道夫·卡明斯基早年的经历，揭秘了他制作假证件的生涯，全面展示了一个从纳粹魔爪下偷盗死亡的战士的一生。

伪造证件向来都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然而，在纳粹德国统治下，这件事获得了一种非凡的救赎意义。这些伪造的身份证明，可以让那些本来应该被送到集中营里等待枪决或者毒气室的犹太人、地下反抗人士获得重生和自由。恰如老卡明斯基自己所述的：“我多睡1个小时，就有30人丧命。”他也因此被视作从死神手中偷盗死亡的人，被后世作为义人而长久地铭记。

《隐身大师》（法）萨拉·卡明斯基著，廖晓玮译，未读|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年11月

二战中，为数万人制作假证件逃生

二战全面爆发的时候，卡明斯基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战前，出于兴趣和天资聪慧，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很多化学知识，也在巴黎犹太人开办的各种化学制品工场里做过学徒短工。二战爆发后，在战争物资匮乏的时候，通过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家人和朋友制作生活日用品，比如用石蜡做蜡烛，用小苏打里的碳酸盐自制肥皂，过滤掉陈旧固化盐里的氧化铁重新结晶获取食用盐等。这些工作为物资匮乏的犹太社区居民提供了日用品，其负担远超于一个少年应该承担的。

在一遍遍经历了母亲、好友以及熟人被纳粹逮捕、清洗的噩梦之后，他毅然选择加入了反抗组织，从制作破坏性武器类的输电线腐蚀液、铁路腐蚀液、小型炸药开始，为反法西斯战斗贡献自己的力量。最终，反抗组织发掘了他的特殊才能，把他安排到假证件制作的地下反抗组织“第六部”，开始了全新的却同样惊心动魄的战斗生涯。

德国人一向以严谨著称，甚至严谨到拘谨的地步。这种严谨态度一样投射在他们各类证件制作上。在纳粹德国，要想证明一个人的真实身份，需要各种证件佐证，从身份证、工作证、户籍证到血统证，五花八门却自成体系。要想骗过检查人员的眼睛，伪造的证件必定技艺极度高超、达到真假难辨的程度。事实上，这还真是一份有明确分工、极度专业细致的工作，难度甚至超过制作伪钞。

在工作室工作的阿道夫。

卡明斯基在地下反抗组织的“第六部”，从学徒开始做起，跟从几位化学乳剂专家开始了伪证制作。他原本喜爱的摄影专业，在这些地方派上了大用场，很快就青出于蓝，并绝对以假乱真。单凭证件本身，纳粹从未发现过破绽。本雅明的越境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伪造的证件包括假护照、假身份证、假雅利安人血统证明、假国籍，甚至是假旅行证、火车票、军官证、结婚证等。

少量单张假证的制作难度，其实要比批量印刷的真证件更复杂。通常，卡明斯基会大量使用旧的合法证件，用特殊的化学制剂来溶解旧证件上的字迹，用特殊酸性物质

（一般是烟灰）

处理过的油墨把新的名字打上去，这样看起来墨迹陈旧，又不能轻易被擦拭。如果需要新造证件，需要特殊的机器把纸张做厚再做旧，掺入煤灰、铅笔灰，用自制的精密光学仪器投影手工复制图案和印章，保证线条的准确性。无论制作新旧证件，都使用到大量高腐蚀性的化学药品和印染制剂。工作的时候，要极度地专注与敏感，除了高超的技艺，甚至还需要敏感的天赋，准确捕捉到纳粹正式证件上不为人所注意的防伪细节。这些工作既耗精力，也耗体力，甚至长时间、大量接触化学药品对身体也会产生严重的伤害，更不用说一旦纳粹破获地下组织，他们必定会遭受生命危险。

制造假证件所用的工具。

就这样年复一年，卡明斯基为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共产党员、反抗组织成员制作了假证件。绝大部分人手持着他制作的证件，用伪装的身份，有惊无险地通过了盖世太保的盘查，奔向了自由和新生。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同志，地下组织专程为他们构建一套连络和交通方式：他只需要跟一个固定的女孩子接头，在巴黎繁华的地段接头，大家伪装成一起逛街的情侣，以减少怀疑。即便是这么小心翼翼，1943年夏天，因为上线被抓获，卡明斯基还是不幸被德军逮捕了，连同他全家都被投入到卡玛拉莱德集中营。他的一些共同制作假证件的战友，已经先行被德军枪决或折磨死，毫无疑问，他也要等待死亡的降临。幸好，那些利用他制作证件逃出去的一些朋友没有忘记救命恩人，他们出手通过阿根廷外交官向纳粹德国施压，设法营救出了他。或许因为年龄太小，纳粹出于与阿根廷经济、外交方面的考虑，放过了卡明斯基，他得以从死亡中逃脱一次。

不过，从集中营里死里逃生并没有使得卡明斯基放弃他的“造假”工作。甚至，他还扩大了自己的工作范围和风险程度，为盟军的情报人员制作假证件。这样做，远比为平民制作假证件风险更高，一旦被捕就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直接会以“间谍罪”被枪毙。万幸的是，他坚持到了盟军把巴黎解放的那一天。在整个二战过程中，他一共为几万的犹太人和反抗者制作了证件。如此之多的人因为他的工作获得了新生，但大多数人对他的存在一无所知。

1944年，阿道夫制作假证件的实验室。

二战后，伪证件制作工作并未停止

令人颇为感慨的是，二战结束后，卡明斯基的“伪证制作者”工作并没有停止下来。昔日的盟友，转眼间变成了敌人。他还要为法国犹太人绕开英国殖民者的封锁到达以色列制作证件。他把自己的这种延续性工作叫做“出埃及行动”。大量从集中营里逃出生天的犹太人为了心中的家园，又要继续奔赴以色列战斗。他们持有大量卡明斯基制作出的证件，为以色列建国做出了贡献。甚至，在为法国的犹太人做完了证件之后，卡明斯基还不得不为争取民族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人继续制作假证件，以对抗法国殖民当局。

年迈的阿道夫和他的化学药剂。

这真是一种历史的吊诡，刚刚获得解放的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成为新的压迫者。纯粹出于一种同情，卡明斯基为阿尔及利亚解放组织的人制作假证件。时间已经跨过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间制作证件的技术更为现代和先进。卡明斯基的伪造技术也随之发展，新的化合墨水技术、凸版印刷技术和激光技术都用到制作之中。这项工作一发不可收拾，卡明斯基继续为拉美各国民族解放组织、希腊的反独裁组织、非洲民族解放组织制作假证件，帮助了一大批素不相识的人，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我想，如果把他的一生巧妙地进行艺术加工、改编成电影，一定是一部震撼全世界观众的奥斯卡级佳作。

在回顾自己“作伪”的一生时，卡明斯基说：“我发现原来一大群人的决心和勇气是可以带来自由的。只要不损害人类的尊严和价值，地下抗争也是一种严肃、有效、值得考虑的方式。”因此，他认为自己是在用技术知识、独创性，以及不可动摇的信念来对抗现实。“如果我只是在一旁看着，什么都不做，必定会感到十分痛苦和煎熬。我的信仰让我有力量去改变现状，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不需要伪造者的世界而做出自己的贡献。”

阿道夫和他的摄影作品。

这是我在《隐身大师》一书中读到的最为震撼的一段自述。任何的知识和能力，都不如把别人从暴政、杀戮和死亡之中拯救出来的能力重要。这就是良知。卡明斯基的勇气和良知，足足拯救了数十万人。最近“新冠”病毒肆虐全球，自二战以后不足百年，全球又一次以异样的方式感受到当年“战时般”的紧张气息。我们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激发出良知的“义人”们，因为他们的忘我奉献和不懈努力，我们才能看到未来的曙光。

撰文 陶林

编辑 徐伟

校对 危卓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