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暑时节，西子湖畔，“神机妙算：世界织机与织造艺术”正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如火如荼地展出。“前言”开篇引英国已故中国科技史权威李约瑟的话说：“在中国古代汉语中，机不只是指织机，而且指机智以及智慧。”将“机”指纺织机（loom），而有别于西方码头的起重机（crane），成为中国农桑文明与西方商业文明本质上的差异。这是李约瑟在为德国迪特·库恩《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纱卷》一书所写的序言里提出来的观点。

但这很值得商榷。30年前，与李约瑟这篇序同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李志超先生认为，“机”最早应指“弩机”。就功用而言，“机”就更具体而微了，是控制驽、弓等发射的机关所在，小而紧要，一剑封喉。对此，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得明白：“机，主发者也。”《尚书·太甲上》更直言：“机，弩牙也。”后来，“机”从主宰机械势能、潜力发射的部件引申到所有机械，织机仅是其中之一；同时，沉淀于其中的“见微知著”“用小制大”的信息论、控制论思想，更造就了东方有为进取的伟力和智慧！

飞机、手机、计算机，机遇、机智、占先机，机要秘书、机关部处、机密文件，相机行事、随机应变、神机妙算……我们每天都在说“机”、用“机”，但“机”的源流和内涵却早就淡出普通大众的视野了。

机，是中国古人仰望星空、内省道德的一个独特视角。庄子非但不例外，而且特别重视其科技与社会隐喻，并分别以寓言、重言和卮言三种写作风格，从“机”眼三窥于“道”。

“机巧忘夫人心”与载道的根本

很多人对老庄“小国寡民”“绝圣弃智”这种向后看的历史观不理解。也许，《庄子·天地》中的一则寓言——即虚构与委托的故事能让人有所领悟。

话说子贡出使楚国返回晋国，途经汉水南岸，偶遇一位老者正在浇灌菜园。只见老者挖通地道，抱起陶瓮，下到井口，灌满井水，再抱着陶瓮颤巍巍地将水倒到地沟缝里。子贡见老者实在艰难，上去边帮忙边建议：“我给您推荐一种机械，一天可以浇百区之田，又省力又高效，您不想试试吗？”老者不解，仰头问道：“有何见教？”子贡扬声说：“将木头凿成汲水的机械，后重前轻，一俯一仰，抽水上来，哗啦流淌。这就是桔槔。”

子贡出于好心，未曾想却招来一顿教训。老者先是愤怒，随后笑道：

“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在老者看来，子贡是在给他挖坑：机械可以省却人工，但又让人做事取巧；取巧耍滑形成习惯，内心就会不再纯白；内心不再纯白无邪，就会心浮气躁不安；空明的心充满浮躁，就不能再感知大道。我并非不知道你那劳什子的“桔槔”，而是我羞于用它！

从“机械”到“机事”，从“机事”到“机心”，从“机心存胸”到“纯白不备”，从“纯白不备”到“神生不定”，从“神生不定”到“道之不载”……层层递进，一气呵成。一句话，机巧让人迷失天性！

关于“用力甚寡而见功多”的省力机械——桔槔，庄子多有提及，如《天运篇》：“且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是说，机械只是工具，是人的应用而非工具本身，变革了人的精神。

老者一席话，让能言善辩的子贡惭愧无比，低头不语。在得知是孔子的高足后，老者又对子贡进行了新一轮的敲打：“你看你刚才，失魂落魄、六神无主的样！自身都治理不好，还有空治理天下吗？你该干嘛干嘛去，我还忙着呢！”

果然，子贡听后，愈加惭愧，神色骤变，以至怅然若失无法自持。走出30里外，方才恢复常态。老者的话，彻底颠覆了子贡的三观！原来在他心目中，天下只有老师孔子一位圣人，未曾想浇菜园子的老者一点也不差。孔子常训导说：做事可行，功业求成，出力小而功效大，这才是圣人之道。而这位老者却教给他完全相反的道理。

本就聪明的子贡，很快有了新的感悟：“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这一段环环相扣、前呼后应的警句，既是对其师孔子说教的反叛，也是对之前老者教诲的反思！由此，子贡得出“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的千古高论，即功利机巧必然不会放在有道者的心上！

园圃老者认为保全精神就是保全道德，远离机巧返璞归真才能真正成就大道。不然，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个个心浮气躁，都去钻营投机，不肯踏实做事，这样，世界还成其为世界吗？庄子认为，上古时期，君王虽在位，却无心治世，效法天道，无为而治，百姓也淳朴率真，天下由是承平；及至黄帝以后，有为而治，并以仁爱、忠义规诫百姓，奸猾之习大兴，社会堕落不已。对“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仁义”，庄子认为那是环境恶化后的无奈之举，艰难困顿不说，还难以为继，“不如相忘于江湖”，即回归自然——江湖之中，鱼儿自然会忘掉脆弱甚至虚伪的“仁义”！所以，“仁义”不过是统治者借“圣人”之名强加于民的“心网”。庄子大声疾呼：“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由此，老庄主张“绝圣弃智”“不尚贤，使民不争”，回到从前。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句话，对以出世的“道”的诸葛亮形象是适用的，但对以入世的“儒”的诸葛亮身份就不妥当了。出世，意味着“功名”。“功”者，外在诱惑也，何以“淡薄”？“名”者，内心欲望也，何以“宁静”？前提不在，何谈“明志”和“致远”？这是儒家在逻辑上的困境。

与这则寓言相呼应，《论语•微子》有一段真实的隐者与孔子的对话。楚国狂人接舆将孔子比作凤凰但又为之不值，长沮、桀溺也是这样看的。“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按照道家、隐士的观点，历史的衰微和时代的堕落犹如江海横流，没人能够阻挡；而在出世的儒家眼里，情形有所不同，恰如孔子所云：正因为天下无道，我才想以我之道去变革天下之无道。如果天下有道，也用不着我孔丘去劳神费心、东奔西走了！

看来，孔子的历史观与老庄并无二致，不然也没有“礼崩乐坏”的悲叹了。只是孔子竭力以“仁义”之“道”去变革风气日下的现实社会。老庄则不然，认为“仁义”既是社会衰微的结果，也是历史退步的渊薮！从而主张回归“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

我们为孔子的执着感动，更为庄子的智慧叹服。现实中，被小聪明害惨害死的人不知凡几，庄子笔下那只灵巧的猴子不就是因为卖弄聪明而丢了性命吗？可悲的是，许多人到死都不知是被什么所累所害。保持内心的纯净平和，不为外界的诱惑所扰，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方能保身全生、养亲尽年。

“机缄而不得已”与得道的路径

庄子认为“机械”、“机事”会生“机心”，使人“纯白不备”、“神生不定”以至“道之不载”，这是否意味着庄子反对人们去认知和把握“机”呢？

《天运篇》中，庄子用重言即重述与援引的形式，虚拟了“有人”与卜者巫咸祒的对话：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

数行之间，14个问题，字字珠玑，句句精绝。特别是五个“乎”字，文笔恣肆，想象瑰奇，哲理深刻，气魄恢弘，比之后来屈原的《天问》，精简许多，生动许多。

吊足了胃口，还是不知问道者为何人，只好留待人们去想象。无疑，问道者绝非泛泛之辈。看，日月经天唤作争，所言如人相追夺；主张、维纲，乃着力之意；机缄不得已，运转不自止，言自主而不由他；至于天气下降、地气上腾，自然为云为雨，但不知是云为雨还是雨为云？如此设问，奇特万分……特别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一语，点破天地运行、万物变化一定有“机”在背后起着作用。这样，“机”就等同于庄子心目中的“道”，有规律和法则之意了。

对于以上纯以自然为题的设问，卜者巫咸祒不仅答非所问，而且统而化之：“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既天人相分，又天人合一，有如后来荀子基于“天行有常”的“疆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则天不能祸”的有为进取的自然观。天的运行自有规律，与人无干，但人必须遵从天的规律，即“天道”，也就是缄默于天地自然深处的“机”，如此，方能“制天命而用之”。这里的“天命”，朱熹注为：“天道流行之自然也。”本质上就是自然之“机”。

我们试着将以上问答提炼成诗：

“天运地处日月争，谁作主张谁维纲？机缄宇宙自推行，顺之莫逆世事昌！”

庄子非但不反对对“机”的领悟和驾驭，相反认为只有认知了“机”，把握住“道”，人才能摆脱必然王国的束缚，迈向自由王国的彼岸，优游地生，快意地活，自由翱翔，纵情歌唱，“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这就很有点康德为自然界立法的味道了。为此，庄子创作了庖丁解牛、痀偻承蜩、吕梁丈夫、削木为鐻、津人操舟以及轮扁斫轮等汪洋恣意的寓言故事，并由此诞生了“目无全牛”“游刃有余”“踌躇满志”“善游忘水”“不徐不疾”“得心应手”等脍炙人口的成语。这些寓言故事，也解答了认知、把握“机”（得道）的要领——纯白之心、虚静之道，以及路径——持恒生质变、忘物而无我、自在又逍遥。

一名叫丁的庖工解牛十九年，解牛不下数千头，“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进入忘了全牛、入定无我之境，以无厚入有间，恢恢游刃有余。得解牛之道的庖工，踌躇满志，将艰辛的劳作变成一种艺术、一种快乐，手触、肩靠、脚踩、膝顶，哗哗作响，纹丝不乱，活脱脱踏着古乐节奏的一场舞蹈秀！

每年五、六月间，驼背老人都要用竿头顶迭丸的方法苦练捕蝉本领，“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捕蝉时，老人心无旁骛，眼中只有蝉的翅膀，用竿粘蝉就像捡一样！孔子不由赞叹：“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得粘蝉之道的老人从容而自信：“何为而不得？！”

对于生于水、长于水的吕梁男子来说，水是习性、本能和生命。“与齐俱入，与汩偕出”，顺着水的流势出发、顺着水的性质起伏，“从水之道，而不为私”，激流险滩，畅游无阻，“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完全是一种顺应自然的本能行为。得游水之道的男子是快乐潇洒的，“数百步而出，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

一名叫庆的木匠在用木头制作钟鼓之前，一定要斋戒七天，去除功名利禄、是非美恶之心，最终忘却自己还有四肢形体，达到忘物而无我之境。期间，排除外界纷扰，专注于工艺。然后，入山林，观天性，以天合天，择取外形、质地与钟鼓之声最和谐、最共鸣的木材。这样，钟鼓之声才能鬼神皆惊。

庄子其他的寓言故事，如津人操舟，说明忘水无我，即祛除精神上的外在累赘，对善游者学习驾船的下意识激励；又如轮扁斫轮，说明不疾不徐才能得心应手，“有数存焉”，通达于道。

通过这些寓言故事，庄子生动地阐释了只有忘物无我、无欲无为，才能“依乎天理”，顺应自然，认知并掌控“机”，无惧无忧，超越生死，实现养生悠游、自在逍遥的得道人生。所以，庄子“机缄而不得已”的自然观及其得道之法正是其“机巧忘夫人心”的人生观的有机展开，二者是一体两面、一枝两杈的关系。

“万物出入于机”与顺道的情怀

顺应自然，无欲无为，以无“机”之心领悟和把握“机”，从而获得生命的力量和精神的解放！反过来，结果蕴含在前提之中，于是，这个力量，这种解放，也具有顺应自然、无欲无为的意蕴。也就是说，这个力量是和平、仁爱的，这种自信是宽容、利他的。无为而无不为，无不为而无为，很趣味，很辩证，是大智慧。

《至乐篇》中，庄子以卮言即直抒胸臆的风格将上述思想形象化了：

“种有几，得水则为㡭，得水土之际则为鼃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胡适认为，庄子试图“把一切生物都排成一本族谱，从极下等的微生生物到最高等的‘人’，一步一步的进化”。“几”是“机”的抽象，“机”是“几”的具化。“几”字古为“幾”，构词中的“丝”意为“胚芽”，细小而须兵守（“戍”），故精微而关键，由此成为“见微知著”“用小制大”的方法论根底。

种子里有微小而奇妙的“胚芽”，被水滋润变成水草，生在水土间长成青苔，生在土堆变成车前草，车前草遇到粪土变成乌足草，乌足草的根化为金龟子，乌足草的叶化为蝴蝶。……羊奚草与不长笋的老竹结合，老竹又生出竹根虫，竹根虫生出豹子，豹子生出马，马生出人，而人又回到化生万物的造化之中。万物无不源自天地造化，无不返归天地造化。这里的“几”与“机”，是指天地、天人分化于混沌的机制或机关，有“自然”、“道”或“造化”之义，一如唐人孔颖达所疏：“几是离无入有、在有无之际，故云动之微也。”

从类似腐草化萤的观察中，庄子直觉地领悟到，世间存在原始的胚芽，由于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变异成不同的生物种类，而且是循着由简单向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方向发展，所以，翦伯赞也认为“庄子的这一学说是伟大的”，“早在达尔文之前两千多年……就发表了他的进化论。”

《寓言篇》中，庄子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胡适认为，“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11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即万物同本一类，后来才以“不同形”“相禅”（“相嬗”，承继转化），从而一代代进化成万千的物类。

我们认为，庄子的进化观不是自大、傲慢的，而是忘我、平等的。万物相禅，开端与终结，有如首尾衔接的环，理不清次序。而这才是自然的均平之道。自然的均平，也是自然的差异。无论是“种有几”“万物皆种”，还是“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不外就是“齐物”与“天均”：人虽然是天地万物进化的顶端，但也不能妄为忘形。毕竟，“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人与万物平等共生、利益攸关，这是一种普适、博大的生态情怀。后来，荀子在高喊“制天命而用之”的同时，不忘“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以实现“不夭其生，不绝其长”的可持续发展。

“种有几，得水则为㡭”，还有一层更深的寓意，即生命的进化是从水开始也是由水开启的，这样，由进化而来的世界自然具有水的韵味和品格。水，是老庄所偏爱以至崇拜的。上善若水，水有至德。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滴石穿又天下莫强。顺应自然、忘物无为是水的本性；生命伦理、生态哲学，以水为宗，天人合一。

庄子是伟大的，他以无“机”之心领悟到“机”、把握住“机”，直觉地认识到生物的进化。但在精神态度上，庄子又是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对天地万物生出道德上的普遍关怀，敬畏之，友爱之，呵护之，赞美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自然，具有真善美圣的品格，寄托了庄子的求知、悟道、审美还有人格理想，一切的一切！

19世纪，“昆虫界的荷马”法国博物学家法布尔从杂草荒石中捧出一部《昆虫记》，感动了全世界：

“你们是把昆虫开膛破肚，而我是在它们活蹦乱跳的情况下进行研究；你们把昆虫变成一堆既可怖又可怜的东西，而我则使得人们喜欢它们；你们在酷刑室和碎尸场里工作，而我是在蔚蓝的天空下，在鸣蝉的歌声中观察；你们用试剂测试蜂房和原生质，而我却是研究本能和最高表现；你们探究死亡，而我却是探究生命。”

2300年前的庄子，为生命放声歌唱，为自然鼓满生机：

“虽然对动物有喜欢、有嘲笑，但庄子对之浑无恶意，更多亲切、平等的感情。庄子有一个广阔而繁盛的动物世界，既有鲲鹏、鵷鶵，也有斥鴳、鸠雀；既有虎豹狼狙，也有马牛龟蛇；既有螳螂井蛙，也有蝉蝶豕虱。他似乎喜欢独自漫游山泽林间，自小就因出身流亡家族而缺乏邻居伙伴，因而对林间百物是如此知根知底，知性知情，随手拈来，喻理证道，恰切、灵动而别有一番机趣。”

“机趣”，生命之“机”焕发出来的童趣，杨义先生可谓一语切中命门！

萧然物外，自得天机。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庄子》一书中有三处专门说“机”，而且分别应用了寓言、重言和卮言的不同手法，循着载道、得道和顺道的内在逻辑，环环相扣，浑然天成。

“机巧忘夫人心”与“机缄而不得已”，从反与正两方面论说忘物无我、无欲无为与载道、得道的关系。只有摈弃外在诱惑、清除内心欲望，才能顺应自然（“载道”），领会并驾驭“机”（“得道”），无为而无不为，以无“机”之心方得“机”之大用。

高歌着“机”的功能，南唐道士谭峭自信空前爆棚：

“转万斛之舟者，由一寻之木；发千钧之弩者，由一寸之机。……得天地之纲，知阴阳之房，见精神之藏，则数可以夺，命可以活，天地可以反复！”（《化书》）

比起与造物者游、与永恒为友的祖师爷庄子，谭峭并不算狂妄。爱因斯坦以童趣的好奇发现太阳和宇宙中所有恒星发光之“机”——质能关系式E=MC2，并制“机”而用，人类进入到原子能时代，天地翻覆也不再是狂想！

“万物出入于机”的顺道，是“机巧忘夫人心”的载道和“机缄而不得已”的得道在逻辑上的延展与升华。以无“机”之心获取的“机”之大用，在庄子看来，一定且必须是与自然平等、友好的。若因制“机”得“道”后而忘乎所以，私欲膨胀，傲倪于万物，驾自然而上，生杀予夺，肆无忌惮，这不仅失却了制“机”得“道”的初衷，而且也不可能制“机”得“道”，相反只会招来灾祸无穷。“天机不可泄露”，“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道”是抽象的，“机”则相对具体很多、活泼很多。可能正是如此，庄子不仅用“机”释“道”，而且将“机”喻“道”，从而完成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的个性张扬和人性解放！

作者分别为东华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

主编：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