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一词，古已有之，如南朝沈约的《悲哉行》中说：“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

我国关于游的记载，典型的要算老子和孔子的“漫游”。老子曾做过管理史册的小官吏，由于崇尚自然，向往与世无争的隐逸生活，于是辞职而去。他向西漫游，到关中后，与当地的周大夫尹喜交游，在陕西关中西部的周至东南山筑台讲学，著成《道德经》。后来，老子又继续西游，不知所终。

孔子的漫游则是其政治生涯的一个组成部分。孔子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辞去鲁国司寇官职后，率领弟子出游列国，过了十三年的漫游生活。他路过泗水时，望着奔腾不息的河水，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这样的感叹无疑是受山水自然的启发，领悟到了人生哲理。

在古代，像老子和孔子一样，有机会漫游的人并不是很多，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这就决定了普通大众的生活方式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闲工夫来旅游。另外，受孔子“父母在，不远游”的影响，加上生产力落后，经济条件有限，因而旅游活动无法在普通大众中展开。因此，中国传统的旅游者不是王孙贵族，就是文人士子或宗教僧侣。

对于古人而言，旅游是追求一种“人在旅途”的生活方式。在漫游的过程中，寻找人生的目标和意义。南北朝时期诗人谢灵运将山水视为审美的对象，从中参悟人生哲理，排遣愤懑之情，消解浮躁之气，使心理得到慰藉，精神得到寄托。

谢公对寻山访水的热爱与“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颇为相似，但从他们的人生轨迹来看，李白的视野更开阔，阅历更丰富。李白成年后，除了有过短暂的官宦生活外，似乎大多数时光都是在旅行中度过的，各地的名山大川都曾留下过他的足迹。

清代文人张潮说：“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游览山水也是在阅读文章。古人一次漫游的时间通常比较长，一般在旅途中寻找学习的机会。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为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弥补读书学习的不足，到名山大川、历史圣地去实际考察，获取第一手可靠的历史资料，《史记》就是司马迁在壮游后完成的。

我国幅员辽阔，自古就是各种地形错综排布，平原丘陵、湖泊高山，古时出趟远门就意味着翻山越岭、跨越江河，“行路难”可不是嘴上说说。李白在《蜀道难》中发出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古人出门使用的交通工具，侧面反映经济地位和阶级等级：老百姓多靠双脚徒步，士大夫、文人爱骑马，马车则是威权富贵的象征。

古代文人热衷于漫游名山大川，凭吊历史遗迹，徜徉在山水之间，陶醉于田园风光之中，寻找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寄托。地理学家徐霞客历时39年，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每天坚持写日记，以清新简练的语言记述亲身经历和旅途见闻，其日记被后人编成《徐霞客游记》。由于这部书文笔生动，记述精细，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它不仅具有地理学价值，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元朝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中国游历17年，写成的《马可·波罗游记》详细记录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对欧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旅游也是文化传播的契机。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之行，开辟了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通道，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古代地域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使游历成为认识自然和社会的重要途径，使旅行、游览成为文化传播、文化交流融合的主要渠道。

（原标题《古人的旅游与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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