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举看中国文治传统
●陈 瑶
王日根教授的新著《明清科举制度与文治》，将科举与中国的文治传统相勾连，并指出明清时代的科举与两朝文治的关联度最高，将科举制度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本书立意著述科举制度对中国传统时期国家治理模式中文治传统的意义和价值，无疑是作者对明清科举研究的继续深化和拓展的新思考。
作者认为，科举制度自隋朝开始便继承了“选贤尚能”的精神，力图消除禅让制度、察举制度、九品中正制度等选官制度中强调社会等级的弊病，逐渐将选拔范围加以扩大。宋代以后，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标准化和简易化，更加便利于考生学习与掌握。作者认为，“文治”成为科举制度化之后国家治理社会的主要模式，选贤任能是科举选人的最高原则。科举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塑造科举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追求和家国情怀。
该书从三个方面，评述了科举制度的运行对于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系的贡献。
第一，科举制度带动了全社会重视教育风气的养成。明清时期，读书仕进成为全社会主流价值观，民营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其中，蒙学即基础教育主要由民间社会自发组织；社学虽多是在官方引导下普遍设置于基层的教育机构，但经费投入、师资力量主要是依靠民间社会的力量；其他私塾、族学、书院也大多由民间社会捐建而成。科举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动员机制，推动整个社会习学成风。
第二，科举制度促成了尊师重道之风和社会文化的繁荣。科举制度推广之后，小到塾师，大到国子监的教授，自童生到进士，无论他们是富裕的，还是穷困的，读书之人和教书之职备受社会尊重。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享受官民供奉，配享的朱熹、王阳明等大儒名单越列越长，供奉师者的场所成为地方社会的凝聚中心和祭祀、娱乐中心。教师被视为社会表率，社会中营造出尊师重教的普遍认同。地方社会普遍将科举视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务，获得任何层级功名的人士和家族都会受到当地社会的推崇和敬仰。
第三，科举带来的新旧代谢助推了官僚队伍流动渠道的畅达。明代以后，通过定期的各级科举考试，获得科举功名的士子被选拔进入官僚队伍的人才库，有助于官僚体系的更新换代。量能任官、异籍就任等规定由此得以落实，确保了官僚资源的合理配置，保障了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有效管理，推动不同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当然明清科举选官的程式化运行有时会导致因储备人才过多而造成官场的恶性竞争现象。
作者认为，科举制度运行经年而日久生弊，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由此全面否定科举制度的贡献。近代以来，科举制度被视为导致中国科技和思想落后的束缚因素，坚船利炮的外部打击，逼使清政府针对科举制度的态度和政策日益由“渐废”趋向“立废”的决断，朝野上下聚焦于科举中出现的弊端并不断放大其负面效应，不作区别地批判由科举考试选拔的社会各级教师和朝廷各级官员。
总的来说，作者以辩证的态度评价科举制度，总结了晚清科举制度所遭遇的困境与所进行的变革，在此基础上肯定了科举制度在构建“文治”的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贡献。
来源： 厦门日报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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