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从《乔家大院》到《走西口》,无处不彰显着晋商群体在明清两朝500余年历史上的超然地位。
那么,经营范围“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的山西商人,最早是靠什么生意起家,又是怎么一步一步扩大经营范围的呢?
故事,还要从明朝初年说起。
明朝建立以后,为防止蒙元残余势力的入侵,在今天长城一带驻扎了大量军队,而向边关运粮,又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明朝边镇一览
为解决这一问题,洪武三年(1370年),当时的山西官员带头向朝廷递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在山西境内的大同、太原等边镇试行纳粮中盐,即鼓励商人向边关运粮,以换取销售官盐的凭证——“盐引”,这一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首肯,并于次年进一步明确运送距离、货物多少与盐引的换算比例。这种依靠向边关运送特定物资,以换取盐等管制商品销售权的制度,被称作“开中法”。
盐引样图
伴随着明朝国家的发展,“开中法”逐渐推广至各处边镇,货物种类也从军粮扩展到丝绸、马匹等多种物资。临近边关的便利条件,人多地少的现实压力,与山西原本的重商风气结合,共同促进了山西商业的腾飞,从此,一支支山西商队往返于内地与边关之间运送大批货物,官盐专卖又为晋商的壮大积累了足够的资金,到明朝后期,已经有了“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的说法,而晋商此后500年的辉煌,全都肇始于官盐生意。
隆庆四年(1570年),明朝与蒙古达成和议,正式开放互市。此后,山西商队的脚步,开始走向口外,与蒙古、女真等不同民族进行贸易往来,尤其与刚刚兴起的后金政权保持着良好关系。
鉴于山西商人在清朝统一全国过程中的重要贡献,顺治年间,清廷正式将山西商人中的范、王、靳等八家封为“皇商”,使得晋商势力在明朝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张。
伴随着蒙古、新疆等地纳入清朝版图,晋商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西到中亚,北至西伯利亚,东抵黑龙江,所有官盐、丝绸、茶马、人参等一干货物,都在晋商经营范围之内,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衍生出金融产业。
日升昌票号旧址,现为中国票号博物馆所在地
位于今天平遥古城内的日升昌票号,创建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前后,是中国第一家票号。此后,平遥先后成立20余家票号,临近的祁县、太谷等地也纷纷成立票号。到清朝末年,山西票号已在全国80余座城市设立了分号,甚至在当时的日本东京、印度加尔各答等地,都有山西票号的分布。一张庞大的金融网络,正式建立起来。
可惜好景不长,晚清以来,外国资本持续进入中国,以江浙为代表的东南财阀逐渐崛起,这些都对晋商的日常经营产生了巨大冲击。在历经500余年的辉煌之后,山西商人,最终在20世纪初期,衰落了下去。
如今,时过境迁,只剩下山西境内的诸多大院,还向世人讲述着晋商昔日的辉煌。
乔家大院
但是,山西商人那勤奋的进取精神、灵活的经营理念、严密的组织管理、诚信的义利观念等等,终将超越时代的区隔,不断为三晋大地新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精神滋养。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