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新浪微博的榜单中，“2018年结婚率创新低”的话题占据了第一名，阅读量超过2.1亿人次。这则消息源于《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中说——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结婚率为千分之七点二，为2013年以来的最低。经济越发达结婚率越低，比如2018年上海、浙江结婚率只有千分之四点四、千分之　五点九，广东、北京、天津等地结婚率也偏低。

从网友的评论可以看出，结婚率低的原因有很多，一个是缺钱，担心结婚之后陷入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及养老育小的生活琐碎；一个是缺感情，由于生活的快节奏和小圈子，难以遇上对的人，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这些担心又因为得到了现实中已婚同事朋友的案例支撑而强化。

我国素将婚姻称为周公之礼，为了确保婚姻的质量，把男女从说亲到嫁娶成婚，分为了七个环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敦伦七个环节。

这些环节绝不仅是流于形式的程序，比如媒人的设立，就相当于设立一个了婚姻的担保人，把男女因为不了解对方家境家风、性格品质而贸然私订终身的风险大幅降低。

而所谓的纳采问名这些初级环节，在表面询问生辰八字的幌子下，通过登门拜访谈心谈话，也进一步调查了双方的情况。也正是由于媒人的作用巨大，男女双方都会对媒人有物质上的酬谢。

至于后来媒婆混入了“三姑六婆”的下流地位，其实是民间对那些油嘴滑舌掩过饰非误人婚姻的媒人的痛恨。一般而言，在小康以上的书香门第、官宦人家，男婚女嫁还都是要找一位正儿八经深孚众望的证婚人的。直到民国，那些公子名媛也都要找教授大员来证婚的。

现在的大城市中，由于熟人社会的瓦解，媒人的专职角色基本绝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企中，个别发挥作用较好的妇联、妇委会可能还残存着一些婚姻媒介的职能。而社会上的婚姻介绍所发挥作用也有限。

最早关于结婚年龄的史料中，《周礼》记载：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

后来随着周天子威望的式微，各诸侯国也自行其是。著名的越王勾践，就为了报仇雪耻卧薪尝胆，实行“十年而生聚，十年而教训”的国策，“女子十七岁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国语·越语上》）。

后来的西晋政策放宽，不再追究父母责任，而是由官方兜底解决大龄青年婚姻，晋武帝司马炎下令：“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晋书·武帝纪》）。

唐朝自然是盛世气象，不仅承诺兜底解决，较之西晋还增加了礼仪的规定，唐太宗曾下诏：男二十岁，女十五岁以上无夫家者，州县以礼聘娶。“以礼聘娶”，要比“使长吏配之”的简单粗暴多了一重对大龄青年的尊重。

到了宋朝，宋仁宗时期规定男子十五岁而娶，女子十三岁而嫁。

明朝时，明太祖规定男子十六岁而娶，女子十四岁而嫁。

清朝沿袭明朝，《钦定大清通礼》规定，“男年十六以上，女年十四以上，身及主婚者，无期以上服，皆可行。”

民国时期，男未满十八岁，女未满十六岁，禁止结婚。

宋人的笔记格言在历朝历代中最为丰富，里边也记载了当时的人们对于婚姻的思考，今天读来仍然很有现实意义。

南宋进士袁采写的《世范》中记载：“人之男女不可于幼小之时便议婚姻。大抵女欲得托，男欲得偶，若论目前，悔必在后。盖富贵盛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贤否须年长乃可见。若早议婚姻，事无变易固为甚善。或昔富而今贫，或昔贵而今贱，或所议之婿荡浪不肖，或所议之女狼戾不检。从其前约则难保家，背其前约则为薄义。而争讼由之而兴，可不戒哉？”

虽然议论是从早婚需谨慎的角度来说，但是目前城市中青年男女挂在口后的“巨婴”一说，反映的是对择偶对象心理年龄幼稚的担忧，两者的谨慎是相通的。

古人着眼“男女之贤否须年长乃可见”，今人也是愿意从长计议希望能寻得一份忠诚度高、安全感强的婚姻。

“或昔富而今贫，或昔贵而今贱”，这种对早婚者收入不稳定、家庭条件不固定的担忧，何尝不与现代人担忧婚后生活质量下降合拍？

“或所议之婿荡浪不肖，或所议之女狼戾不检”，这种对渣男渣女的担忧简直是古今同虑。

“从其前约则难保家，背其前约则为薄义。而争讼由之而兴，可不戒哉？”在古人看来，如果贸然早婚，一旦不幸则会导致“争讼由之而兴”。联系到今天，我国的离婚率已经连续16年上升，其中的原因也是大部分被古人言中。

当然，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整体的结婚率低体现的是现代人对高质量生活的执着追求，但其中反映的社会问题，则应当引起人们的思考。

（见习编辑：覃皓珺）

来源：要言不烦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