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普通收藏者如何鉴定古董的真伪，马未都觉得研究这些东西的意义并不大。他认为，只要建立一个很正常的文化消费观，别老想着投资，就不会上当。

喝街的行规，马未都说他很幸运能成为一个收藏家，并且赶上了好时候:在他开始收藏的时候，文物都不值钱，一个碗3块钱，他写一篇小说能挣好几十块钱，够买好多碗了;搁在现在，就是写一本书也未必能买回一只碗。

“我的年龄段卡得可丁可卯，我21岁‘文革’结束，1980年我25岁，25岁到35岁是我狂收暴敛的10年。这10年古董价格长时间是谷底，没有什么起伏，持续的时间特别长。比我大的人，‘文革’前章乃器这些藏家，让人整死一半，比我小10岁的人等他们有能力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贵了。”在物求人的年代，马未都收藏了不少好东西，在人求物的年代，他已经不怎么收藏了。马未都见证了人与物之间的转化，也玩味出收藏界这个领域里的人生哲学。

马未都真正开始收藏是回到城里当工人的时候，后来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更加快了他的收藏速度。他当时住在北京西郊空军总医院，在东城上班，每天骑车大约需要40分钟，中间路过钓鱼台国宾馆，那附近有个摆地摊卖古董的跳蚤市场。这个市场是非法的，每天6点多钟摆摊，七八点钟散摊，马未都就提前半个小时出门，绕到这里转转，每个月都能买上一两件心仪的古董。时间一长，就跟这帮人混熟了，他的很多古董知识和交易行规都是从这里学到的。

“因为他们每天上来的东西都不一样，就跟老师每天给你布置一道题似的，很多东西都没见过。”马未都说。混熟了，马未都发现这些人大都服过刑，刑满释放后没工作，做古董生意就是将本求利，“他们卖的是什么不知道，但知道3块钱买进的，5块钱就卖，2块肯定不卖”。

在马未都四处收藏古董的时候，周围人都没什么兴趣，每次他买到一个好东西想跟朋友交流欣赏都找不到人。“买完东西不给别人看不过瘾，必须给别人看。”马未都说。

有一天，他抱着一个新买的大罐子去找一个朋友，敲门门不开，但他在外面听见屋子里有人，所以就一直又喊又敲。门总算开了，一进门发现屋子里四五个人神色慌张，他也不管那一套，把大青花罐子拿出来，往电视上一搁，这时才发现电视机是热的，再看那些人慌张的表情，恍然大悟:原来这些人锁在屋子里看毛片呢。“我说毛片什么时候都能看，你看我这个吧，特棒。我就发现每个人都特别茫然，他们都觉得我特扫他们的兴。” 这个大青花罐子就是马未都从那个地摊上买回来的。

在跟这些练摊儿的人熟悉了之后，他们就带马未都往住户家里领。由于有些东西太贵，练摊的人买不起，怕有风险，便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交易成了就给他们一点佣金。“旧社会有一个特别好的规矩现在没人执行，过去有一个术语叫‘成三破二’，中间人拿5%，‘成’是卖方买卖做成了，‘破’是买方破费。我们现在的中间人一张口就是10%，这是最轻的，有的上来就要两成的提成，过去的中间人都特规矩。”

有些掮客为了促成一桩买卖，不惜用一些无赖手段，当年马未都就遇到一次，“当时早期那种无赖的手段你都不能想象”。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带他买东西，进屋后那年轻人等在门外，“这堆东西有瓶子、钟、碗等十来件，一共要360元，我看完觉得还可以，我说我要了，卖主又突然反悔不卖了。出门后年轻人问我买了吗，我说我想买人家不卖，你说我一文化人也不能跟他掰扯，只能走了。

他问我里面那些东西哪件不值钱，我说里面有一破碗一分钱都不值，他说行，你跟我进来吧。”年轻人于是进门说:“哪能不卖呀？”卖主说就是不想卖了。“他趁那家人不注意，当着我拿起那只碗‘啪’就摔了，吓我一跳。我看见是成心摔的，年轻人说，哎哟，不小心给你摔碎一个，这怎么办呀，赔是肯定不可能了，还是按原价360元都买下来吧。他摔碎一个最不值钱的，说要赔就拿360块钱带走这一堆，弄得家里人特难过，我也特不好意思。

这种人非常有经验，经常串户，专门收这种旧货。最后这家人嘀咕半天决定360元卖我了。出门以后我问他，要是这家人非不卖呢？他说那就再摔一件看他们卖不卖。这些赖招只有社会最底层的地痞才会使，咱们想都想不到。”

“这种人叫‘喝街的’。”马未都说，就是专门走街串巷，非常有经验。在出版社期间，总有喝街的找到马未都，让他跟他们去通县喝街。马未都那时觉得自己是个文化人，脸皮儿薄，不好意思跟人上街收破烂，但他知道通县的古董特别多，因为过去通县是北京货运终点，很多黄花梨家具在苏州做好，通过运河运到通州，这里就成了家具集散地，卖不掉的库底子就自己留着用了。喝街也有喝出宝贝的。

有一次，几个农民喝出一个永乐年间的罐子，喝出来的是几十块钱，转手就是4万元。一个古董贩子大半夜给马未都打电话，马未都不想去，但又很动心，反正从东四十二条到灯市口也不远，便骑着自行车去了。沿途马未都发现满街都是警察，等见到那个罐子，发现的确是真的。

那几个农民说要买当晚结账，“4万元当然是便宜的，我倒是有钱，但是是港币，农民一听港币不要。都下半夜1点多了，那也不能等天亮，我给换汇的打电话，叫他半夜来，他要点高点，我说成高点就高点。我记得特清楚，当时在路灯下换成人民币，都两三点了，一帮农民数钱。路上不全都是警察吗？我就不敢拿那罐子回家，骑一自行车后面背一大青花罐子，警察肯定得让我靠边，当倒卖文物给扣了。那天到家都三四点了，上午我一睁眼脑袋嗡地一下，坏了，这贩子备不住把东西拿去卖了。

果然，3点多我一走他就又联系别的买家，早上8点多就给卖了，卖了12万元。早上他拿着4万块来还我，说我这回真赚了不少钱，但我还欠人家好多债，我以后赚了大钱再分您，转身走了。我等于是白忙活一晚上，把港币变成人民币，什么事都没我的”。

让马未都更后悔的是，秋天这个永乐罐子就在香港苏富比出现了，当时卖了200多万港币。这罐子再度出现大概是2005年，卖了3000多万港币。“当天要不是那满街的警察，我就抱回家了，跟他就是钱的事了——你帮我一忙，我给你一两万块到头了。农民喝街35块钱喝出来的，我跟它失之交臂。”马未都今天说起这事还带着遗憾。

马未都说:“现在北京这种走街串巷的没了。他们有一定的知识，对你卖的东西有一个价值判断，有一整套对付你的办法，声东击西，把你说晕，用各种办法让你卖不出价去。但他们知道这东西在哪能卖出价，利用的是信息不对等。最早做古董的这些人，不需要文物知识，只需要对人的了解，那时候不可能从户里买出假的来，关键是怎么能让他卖。

一般喝街的人嘴都特甜，大爷大妈地叫着，你买冬储大白菜，他肯定一头大汗地帮你搬。这事我都干过。在国务院宿舍看人家里有文物，老头对我特好，一到买白菜和蜂窝煤的时候就帮人家卸，卸完以后每次都到人家里洗干净手抱着瓶子看，看久了老头就说喜欢就拿走吧，根本也没花钱，因为那时候全社会没意识。”

当然，这样的便宜马未都占得不多，多数时候他还是要出点血。有一次，一个贩子卖给他一对梨花圈椅，他1000块钱买的，4000块出手，马未都判断这椅子的行价大约是8000到1万元，便成交。

马未都说:“该他赚的钱你得让他赚到。我的理论是，多给钱的坏处是这一单亏了，好处是生意的长久，你的通道是通畅的，总有他出漏的时候给你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比如这杯子他10块买的，你给他20块，他认为翻了一跟头，你老给他12块怎么行？古董贩子拿到古董的时候都是想到谁能出大价钱，实现价值最大化，所以一开始装傻多给点钱没坏处。我之所以收了很多很多好东西，就是一开始不在乎那点小钱，他们觉得你不错，有事先通报给你。我觉得早期收藏，所有东西的价值都不抵信息的价值，东西贵一点便宜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你能知道谁那里有东西。”

失之交臂。有时候，马未都知道哪里有好东西，但由于各种原因失之交臂。比如上世纪80年代，他在安徽的文物商店看到一个宣德年间的盘子，当时标价400元外汇人民币，现在这个盘子最少400万元人民币。但当时要外汇，马未都只好放弃。半年后他带着外汇去，他们还不卖，要护照，因为只卖给外国人，到最后也没有买到。

还有一次，他在上海友谊商店看见乾隆年间的一只碗，特别罕见。1986年要3万元外汇人民币，他买不起，到1988年再去就没了，隔了一年苏富比卖了792万港币。“当然我不知道后来的事，我要是知道，砸锅卖铁也要把它买回来。当年一个日本人792万港币买走的时候，所有这行业的人都认为这个碗终生不会再涨价了，那时候100万美元跟今天1亿美元差不多。这个日本人放了21年，2000年的时候亚洲经济危机，他拿出来卖了，没怎么赚钱卖了2100万港币，翻了3倍。这种事我遇到的特多，从收藏角度，别看我有这么多东西，其实买不起的是大多数，现在回过头来说那东西那么便宜你怎么不买，我当时也得有钱呀。”

这是买不起，而买得起却不买最让人遗憾。“我的经验是你要是想收藏，一定要有一部分现金，严防好东西出现你没钱了。那时基本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买了甲就不能买乙，经常借钱。最怕的是身上有钱，那堆东西可以买，但你放弃了。1985年，琉璃厂虹光阁内柜给开封博物馆准备收藏，是明清两代瓷器，有上百件，两玻璃柜子，2.2万元。这笔钱开封博物馆批了两年都没批下来，我老跟他们说他们要不买，我就要这东西了。后来终于有一天，他们通知我说，开封博物馆钱批不下来，要买就拿钱来。我犯了个终身大错误，我当时有这笔钱，可一下子花出去心里有点承受不住。今天的人看怎么那么短浅呢，就是短浅，一共就那点钱。也不知道后来是这样一个局面，也不知道后来就没机会再买了，人不能长后眼嘛。我把它放弃了，要是没放弃，价格至少翻1000倍。”

在上世纪80年代，古董的价值是体现不出来的，当时没有人能想到古董会升值，人们对一件古董的价值判断也仅仅停留在心里感受层面。所以马未都感慨地说:“整个10年，我对古董价格的感受都非常不准确，而且资金非常有限，想不到后来的事。”第一次让马未都感受到古董很值钱还是在1988年，当时一个台湾人来北京，看到他有只碗，问能不能卖给他。这只当时花200块钱买的碗，台湾人开价1万美元，这件事让马未都有了“价值观”，但是马未都还是没有卖。“所有跟我一起玩古董的全被历史淘汰了，北京一个没剩，全国也是，不是下大狱就是吸毒、家破人亡、娶五房太太……什么事都有。没有像我这样的，我没卖，卖的人全是死;卖的人不赚钱，赚也是赚一阵子。我不卖不是因为我不喜欢钱，是我源于文人的面子，我觉得卖东西是一个奇耻大辱，我的不卖把我彻底救了。”

很多人都不清楚马未都哪里来那么多钱买古董，其实马未都在出版社做编辑的时候就开始做药材生意，卖中药材是个暴利行业，一个月能挣七八万块钱，靠卖药挣来的钱玩古董。因为当时在出版社，不敢跟人讲自己做买卖，但给人的印象就是马未都有钱，就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马未都很怀念上世纪80年代四处买古董的岁月，比如去河北、山西一带，有人带路，到处都是宝贝，哈腰就能拣到。现在没有了，到处都是雷。“就是等于你去的时候是个处女地，森林里都是大蘑菇，随便采，现在都是毒蘑菇。”马未都说。而且，马未都是第一个从国外用集装箱往回买文物的人。　

现场的鉴别力 1995年，中国有拍卖行了，马未都就被请去当顾问，古董的真假就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我绝对是对着良心说话”。马未都说，有一次拍卖，拍卖行说有件东西起拍价太贵，要退回去，他问为什么，他们说是康熙仿成化的瓷器，不值4万元。箱子打开一看，马未都就愣了，实际上就是明代的。马未都告诉他们这是真的，他们不信，找人鉴定，最后确认的确是明代瓷器。最后这件瓷器220万元拍卖出手。马未都说:“我但凡有点私心，特简单，我一关盖说退，然后问清楚是谁的，跟底下人说，打个电话，说现在上不了拍，有人托底你卖不卖，他们都卖。4万块你汇过去，这东西就是你的了。但是我受雇于人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干这样的事情。”

马未都认为，市场是很锻炼人的，从他最初跟摆地摊的打交道开始，练就了很强的心理素质。当时，文物鉴定的技术力量很薄弱，博物馆的专家对市场的判断几乎是零，马未都多年来在野路子里趟过来的经验，让他能对很多复杂的事情做出快速判断。

“一个奥运会射击冠军碰上个土匪是没有用的:你三点对一线，准心对缺口，先吸一口气定住神才能对准对方，人家土匪早把你天灵盖儿给掀了。市场很残酷，它训练人，我看过很多博物馆的人到市场跟前就虚了，就不敢说话了。

地摊上买东西有一规矩，比如你卖我买，你卖这件东西，我往那一蹲，多少钱啊？你说200元，我说80元吧，你说不行，150元，我说100元吧，咱俩这么磨蹭之间，任何人看这个东西不能伸手，不能有个人说那我给100元拿走，那不行。那这时候，你对这个东西要做出最后的决定，没有任何后援，没有人可以商量，没有时间让你回家翻翻书这东西怎么回事。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这会儿，蹲在这儿，几分钟之内搞定。而且我经常碰见，过去地摊上买东西，盯着这东西的时候旁边都是大腿，这大腿就表明都看上了。尤其后来我在这行越来越有名了，只要我蹲在那儿，就没有机会再起来了，那我的决定都是这一会儿。我说的就是，土匪掏枪、上膛都是那一瞬间完成的，赶紧把你给崩了。博物馆的人不行，一大堆人来了，在那折腾，翻资料，好几天，这没用。我们一直都是在那种非常严酷的条件下训练出来的，反应极快，决心下得特快。

有个人喜欢收藏，老来跟我聊，故宫举办青花班讲永乐青花，就学这一个，5天课，一课800块，很贵。他去学，学完回来跟我说:马先生，别的我不敢说，永乐青花我彻底明白了。

到了故宫，所有东西都调出来看，中国的五大巨头都给讲了课，做了笔记，都弄得明明白白了。跟我说完这话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在昆仑饭店咖啡厅，正赶上拍卖，一个人送一个永乐年间的盘子，我给他看。我说:您看这个，现在30万块钱，你要买，你现在10分钟之内给个价，这东西就是你的，钱我给你去弄。盘子要对了，值500万元，错了30万元就扔了。

你现在孤立无援，10分钟内你要做出决定。他拿着盘子看了半天，突然回过头来跟我说了一句话，把我给说乐了，他说:‘我这会儿技术归零了。’你以为你明白了，那是故宫的人给你端出来让你看你明白了，人家故宫里搁了多少年了，让你看，这是永乐的盘子，又跟着老师讲的对得上，你心里干干净净，又没有压力，没有掏钱。一实战彻底歇菜。

本文转载自典藏拍讯